当然，较之《礼记》，王充从更为普遍的层面上肯定了性与情的不可分：情性者，人治之本，礼乐所由生也。
是故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，故礼先而乐后。
治国在致治去乱，所以不能无礼。第一义是节，节所以有序，如上所述。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，达于乐而不达于礼，谓之素，达于礼而不达于乐，谓之偏。他们所常提到的观念很多，如忠恕，中庸，智仁勇，仁义礼智信。但是社会已存在，为不可灭的事实，而社会所需要的冲突也必终以和谐为目的。
第三，乐的精神是和，乐，仁，爱，是自然。从来欧洲人谈人生幸福，多偏重自由一个观念，其实与其说自由，不如说和谐，因为彼此自由可互相冲突，而和谐是化除冲突后的自由。章学诚与之相应，提出盖言学于形下之器，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（《文史通义校注》上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47页），直接以形下之器和形上之道来对应下学与上达。
这些不同倾向的发展是各自独立的。其上达，不指向天或天理，而是指向不可见、不可闻、不可言、不可思的形而上之道。这样的结果便是上达被下学所消融和取代，一切只是下学。在他看来，形下之器是政教典章、人伦日用的可见之物。
（《论语新解》，三联书店2002年版，第383页）俨然以坚守下学作为儒门的重要特征。（《朱子语类》三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1140页）清初陆陇其《松阳讲义》承袭程朱说法，曰：须知圣人只是这‘下学，一部《五经》《四书》都是说‘下学，若不从‘下学入手，纵智勇绝世，却是门外汉。
实际上，即使是禅学，仍是主张下学，反对高谈上达。上达是精神灵性层面的发展，追求天人合德和生命的超拔。在这样一种普遍重视下学的背景下，倡言下学，反对上达，成了一种政治正确。知天命耳顺不逾矩则属于上达阶段。
（陆陇其《松阳讲义》，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60、261页）陆陇其强调一切要从下学入手，下学熟便能上达。孟子所谓尽心、知性、知天，《中庸》所谓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，其目标亦是上达于天。日本学者东条弘依据朱子反己自修，循序渐进的理念，认为下学上达无非是由卑近之事向高远之事的循序渐进，是由具体到抽象，并非是上达于天。明末高僧蕅益智旭说：今人离‘下学而高谈‘上达，譬如无翅，妄拟腾空。
又不是‘下学中便有‘上达，是‘下学熟便能‘上达。从孔孟、汉代乃至唐代儒学，仍是以天天命为上达目标。
因此，孟荀之统合，正是下学而上达的内在要求。形上之道则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不可见之物。
（智旭《周易四书禅解》，巴蜀书社2004年版，第299页）可见，无论是程朱理学、阳明心学，还是儒门的共同对手——佛门禅学，无不标榜下学。凡说上达便被指为好高骛远，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。关于下学与上达的关系，程颐说：凡下学人事，便是上达天理。儒者每每批评佛教唯务上达，而无下学（《二程集》上，第139页），释氏只说上达，更不理会下学。下学境界由下学工夫来达成，上达境界由上达工夫来实现，但绝不可能借由下学工夫来达成上达境界。若下学得是当，未有不能上达。
或是缺乏对生命境界的了解，或是缺乏对上达之境的追求和努力。大部分人可以达到这一境界，但可惜的是，很多人也止步于这个下学阶段，未能上达到知天命及其后的境界。
知天命之前的不惑阶段，是多数人可以达到的人生境界。所谓知天命，是要了解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，继而化命运为使命，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。
下学是身体和心理层面的发展，是日常生活的道德基础。但对于儒者的批评，佛门并不认账。
其中，身体发展、认识发展、情绪发展、人格发展、道德发展、人际关系发展，基本属于理学家所谓的下学内容，而精神灵性发展则是上达内容心不违仁者，无私欲而有其德也。意思是说：吾自当与此天下人同群，而非隐于山林是同群。[23] 如果社会规范本身并不正义，那么，遵守社会规范恰恰是不自由的表现。
许多哲学家都将选择性作为主体自由的标志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例如人固有一死[⑩]，不存在不死的自由选项。
（二）孔子的自由意志观念 人是否有自由意志，哲学家们并无定论。[75] 这就是说，能动性首先是返回内在的自我主体意识。
（3）不受他人干预，这既是西语自由（freedom）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，即免于（free from ……）[21]。[123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里仁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72页。
[82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卫灵公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67页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[30]，这就叫作礼有损益[31]，即根据正义原则来改变不正义或不再适宜的社会规范。《超越与自由——儒家超越观念的自由人性意蕴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21年第12期，第148‒155、180页。主体性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选择性（selectivity），即主体自我的选择能力（ability to choose）。
朱承：《在规矩中自在——由从心所欲不逾距看儒家自由观念》，《现代哲学》2008年第6期，第97‒101。[31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——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》，第344页。
[137]《论语注疏·先进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99页。[24] 假如直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才算是自由的，那么，七十岁之前的孔子就是不自由的。
这不符合上文已讨论过的孔子自由观的正义论基础：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，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正义的。[68]《论语注疏·卫灵公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1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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